僑生回國求學 甘苦趣事談

蘇玉珍

  祖父母在清末時期從福建省的泉州唐山過南洋。他們經過了驚濤駭浪的大海,漂流到南洋的荷蘭殖民地─荷屬東印度群島,最後落腳在蘇門答臘島的棉蘭市。

父親不懂中文但熱愛中國

父親就在這個地方出生成長。因為祖父早逝,祖母一個人把父親扶養長大,為了以後容易找工作,父親從小便受西洋教育,在荷蘭學校就讀,一直到專科畢業。所以父親不會說國語,也不懂中文,他常說不懂中文是他一生的遺憾。

1940年太平洋戰爭爆發,日本軍佔領了所有荷蘭殖民地的島嶼。有一天晚上,日本人說是要逮捕抗日份子,一夜之間把棉蘭市幾乎所有的成年男人當成嫌疑犯全抓進牢裡,父親也同時被關了進去。

日本人在審問犯人的時候,都要自己報出名字,然後寫出來。父親用閩南話說出自己的名字後,寫的是英文名字,日本人要他寫漢字,他搖搖頭說不會。日本人又氣又好笑說:「支那人不會寫支那字?」怎麼會是抗日份子,不久便放他回家了。

父親雖然受的是荷蘭教育,卻非常愛國,抗戰期間,時常捐款支持祖國,還要他的孩子受中國教育,將來回祖國唸書,所以我們兄弟姐妹四人,從小便就讀以中文為主的華僑學校。

1945年抗戰勝利,日本人投降,聯合國的英印聯軍先過來接收,而原住民的印尼人卻開始鬧革命要獨立,整個島嶼開始發生動亂、搶劫、殺戮、縱火…,如無政府狀態,華僑遭殃,求助無門,眼看已無法平息,為了我們的學業,父親得趕快採取行動,洽請英印聯軍一路護送我們離開,趕搭已停在碼頭即將開往香港的荷蘭輪船,那已是1947年7月。

抗戰勝利後到上海念書

我有一個叔叔在上海,早期畢業於上海音專,是一位很傑出的聲樂家,透過他的協助,我們決定在上海就讀。我進入美國教會辦的婢文女中,哥哥和弟弟則進入杜月笙創辦的正始中學。日本人佔領期間,棉蘭的學校都停辦,當時我初中二年級上學期還沒唸完就輟學了。到了上海我就直接跳班到高一。雖然如此,我還是晚了兩三年。

生長在那個時代的僑生,因為交通、通訊都不發達,對我們從來沒有離開過僑居他的人來說,腦子裡所嚮往的祖國當然是全說國語的,那知到了上海,我迷失了,我不知道我在那裡,這裡是中國嗎?為什麼他們講的話我們都聽不懂。原來在上海人人都說上海話,沒有人說普通話(國語),我開始不安、害怕,心裡想等到了學校,老師們該用國語上課吧!我也就心安了。

十月初我終始可以順利搬進學校的宿舍。我的長髮也被剪短,全校學生的短髮都不得超過兩耳。上課的第一天,我的希望破滅了,原來老師上課也講上海話,更可怕的是英文課也用上海話解釋。

有一天英文課的老師要我們造句,她用上海話說一句,我們就得譯成英文寫下那一句。總共唸了十句,我一個字都聽不懂,但也不能繳白卷。我只好隨便寫十句英文造句繳上去。

不懂上海話變成「額國寧」

第二天發考卷時,老師很生氣的把我叫到前面,指著我的考卷說:「濃那能搞格?娥,濃,那,伊…濃斜搞佛清爽!」(你怎麼搞的?我,你,你們,他…你全搞不清楚!)我傻傻地站著,不知該說什麼好,此時全班大笑,有同學大聲說:「西尚,伊是額國寧啊!」(先生,他是外國人呀!)弄得那位英文老師啼笑皆非。從此全校同學都叫我「額國寧」。

第一年是最辛苦的,不但要學上海話,自己初中基礎又沒打好,數理化更難懂,尤其是幾何學,教我們的是揚州人,他是中年男人,穿唐裝,嗓門很大,上課時,在黑板上指著那三角形的兩個角大聲說:「格紮郭等於格紮郭…」我聽得一頭霧水,原來是「這個角等於這個角」。

秋天漸漸遠去,冬天來了,學校的制服是藍布旗袍。而我的箱子裡全是熱帶的衣服,冷了,加一件衣服穿在藍色罩袍裡,最後加到七、八件還是冷。有一天被同學發現了,問我沒有襯絨袍嗎?她說秋天要穿襯絨袍,冬天要穿棉袍。我聽不懂,同學一再解釋我才漸漸了解。

第一次生活在如此寒冷的地方,當然吃得多,學校的伙食不夠吃,同學們都會從家裡帶豬油來拌飯,豬油加醬油成了我的主食。一年下來,漸漸能適應新環境的時候,我的體重也增加了十幾公斤。又因為少吃蔬菜水果,宿舍裡的衛生設備不是西式的沖水馬桶而是古式木桶,掀開木桶蓋,裡面已有半桶糞便,說什麼也不願坐上去,能忍過一天算一天,結果變成又胖又醜,滿臉青春痘,還多了個便秘的毛病。

父親每個月從香港寄來的伙食費,我得等到週末才能出去領,錢到手後,立刻和哥哥弟弟去飽餐一頓,再把剩餘的錢交給學校。上海那個時候金融風暴,紙鈔叫金圓券,每小時都在往下貶,手上的金圓券得趕快花完,否則下一個週末再出來時,沒用完的那一點錢,恐怕只夠買一張公車票了。

羅宋大餐讓我成灌籃高手

所謂每一個月領錢時和哥哥弟弟一同飽餐一頓,也只能到俄國人開的餐廳,不點主菜,只點一碗羅宋湯,因為麵包是不要錢的,我們就這樣吃很多麵包配一碗羅宋湯就很滿足了。

胖了十幾公斤以後,我更力大如牛,上體育課無敵手,考投籃,在籃底下一分鐘能投進十個一百滿分,五個不及格,少一個扣十分,對我來說太容易了,我隨便投都超過一百分。田徑方面,擲鉛球、標槍、鐵餅、壘球,我都超過標準。從此,我成了全校女生的英雄,人人要跟我「做朋友」,都來問我「要不要做朋友?」我當然說好,因此而引起同學之間的爭風吃醋,我才了解這個「做朋友」有另外的意義。

第二年暑假,學校的住宿生都回家了,宿舍裡只剩下我一個人,我便趁這個時候去香港探望父親。

被迫減肥不喝可樂

當父親在機場接我的時候,他幾乎昏倒,因為他不相信他那長腿、身材高眺、長髮飄逸並引以為傲的女兒怎麼會變得那麼胖,那麼醜。他又憐又氣的看著我,離開機場便直奔健身房,那是英國人開設的減胖中心健身房,那位英國護士看看我,用安慰的口吻對我父親說:「她不算太胖,只要接受烤箱或其他方式,每天出一身大汗就可以了。」

一個暑假,幾乎每天都要去接受排汗的治療,一身大汗以後,口又乾又渴,父親每次都陪我去,甚怕我偷懶也怕我偷吃東西。有一次我實在受不了,便偷偷買了一瓶可樂,被父親發現,搶了過去,還訓了我一頓。晚餐的時候父親吃牛排,我只能吃青菜,有時他看我可憐,便分小小一塊牛肉給我。兩個多月下來,在父親嚴苛、關心和愛心的照護下,總算達到勉強可以接受的成果。

高三的時候,我已漸漸愛上這裡的一切,因為我交了很多的同學,上海話也懂了百分之九十,冬天也有棉袍穿,週末有同學相邀到她們家過一個快樂溫暖的週末,春假還成群結隊去蘇州、杭州玩。

民國38年混亂中離開上海

可惜好景不再,民國38年5月初的一個上午,我接到荷蘭總領事館的撤僑通知,要我們當天下午到碼頭乘坐荷蘭政府準備的遊輪離開,因為中共軍隊已接近上海,我和哥哥、弟弟商量後,有點捨不得離開,總覺得中共也是中國人,對我們僑生應該不會為難吧!不過,看看當時的上海到處都很混亂,好像大家都爭著要逃離上海,我們心中才感到害怕。最後和全校同學老師告別時,大家都哭成一團,帶著許多回憶、溫情,含著眼淚離開上海。在我們離開不到一星期,上海淪陷了。(作者為台灣新生報前社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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